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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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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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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甘孜古代史

    甘孜州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勇敢。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劳动、居息和繁衍,开创石器时代的文明。
    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在炉霍县卡娘泥曲河关门石一座喀斯特山洞里,发现20种动物化石,和许多打制、磨光的骨片、骨球、人工制造的石器,还发现一颗可能是原始人类的牙齿。
    1985年7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雅砻江流域考古组”在炉霍鲜水河流域进行考古,采集了打制石器32种,其中石核石器23种,石片石器9件。证明当时这里的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
    1990年8月,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初步发掘出的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等;骨器有椎、针等;石器有以水晶石为原料制作的细石器,以砾石为原料的打制石器,有相当部分是磨制石器,种类有穿孔石刀、斧、凿等。州内多处发掘的石棺墓葬,出土文物丰富,有石器、骨器、陶器、铜器及装饰品。表明石器制作技术已有提高,陶器得以发明和推广,人们逐步从狩猎和采集天然食物进至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氏族公社日益走向繁荣。州内又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北方羌人一部分部落移徒到这里,与在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先民相互副合为一体。从汉代到元、明、清时期,先后进入州内的有汉族、蒙古族、纳西族、回族、彝族等,各族人民友好相处,披荆斩棘,垦辟出大量土地。许多汉族人民往州内迁移,落户定居,带来汉族地区的农业和农田水利技术,对当地生产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民国初从汉源迁入九龙县八窝龙乡下堡子居住的汉族涂海清,与当地藏族群众合作,在八窝龙乡海拔2200多米的河谷坡地上,试种水稻获得成功。此后,逐步扩大水稻栽种面积,成为全县有名的大春水稻、小春麦类的高产地区。

    藏、汉民族之间,在历史上联系紧密。早在汉武帝时,康东即与中央政权发生联系,隋时,吐蕃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东地区,当时各部落纷纷求庇于内地。唐代,介于中央政权和吐蕃之间的部落,有许多内附中央,因此设羁縻州。宋代继之。唐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好往来,始终未断,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初统一了全国,因其旧制,在州内推行土司制,分封当地首领担任官职,受命于朝延。明代沿用元制,“因俗以治,多封众建”,进一步促进“茶马互市”的发展。不少藏人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直接去内地换取盐,茶和布匹、许多汉人越山涉水,到州内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打箭炉成为藏汉各族人民互市的场所。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州内各部,中央政权无暇过问。青袭明制,仍采取分封土司的政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出兵打箭炉(康定),清朝势力始达雅砻江以东地区。雍正五年(1727),清军大败和硕特部,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康区。从清初到嘉庆150年间,共分封土司122员。其中:宣慰司4员,宣抚司4员(含副职2员)、安抚司13员(含副职1员),长官司16员,土千户5员,土百户80员。各土司由清廷兵部发给印信号纸(土百户只发号纸)。康北德格宣慰司、康东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几乎控制了全区,称为四大土司。清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打箭炉成为边茶总汇地。川藏茶道上的炉霍、甘孜、理塘、巴塘等城镇商贾日益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开始,赵尔丰强力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土司概行废除,设置道、府、州、厅、县政权组织,由清王朝派遣流官直接进行统治。

甘孜近代史

    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政策对推翻,甘孜州各地土司纷纷自行恢复。以后变乱迭起,处于动荡时期,当时中央政权仍对土司采取羁縻政策,以维持其统治。民国16年(1927),刘文辉接管西康特别行政区,自此境内属刘文辉的防区。民国28年(1939)西康建省,省会康定。直至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宣布西康和平解放为止。

  在解放以前,甘孜州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全州有三种情况:占大多数的藏族聚居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九龙县彝族聚居区,保持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泸定县汉族聚居区,封建地主经济比较发展。各族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农奴主、奴隶主和地主以及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压迫。加之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以传教、考察等方式,逐步侵入,封建主与外国资本相勾结,大肆进行商业活动,加重了对州内各族人民的剥削。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为土司、头人、剌嘛寺所占有,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人格上依附于封建农奴主。封建剥削是建立在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上,并用超经济的手段来强制实现的土司的“官寨”,是榨取农奴劳役、地租和攫取各种超经济剥削的“衙门”。寺庙除具有宗教活动场所的性质外,由于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还具有“官寨”的同一性质。农奴世世代代为土司、头人、寺庙种地、当差、纳税、出征。土司、头人和喇嘛寺拥有一套法律、法庭、监狱、刑县执法掌刑者,对农奴进行残酷的专政。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派遣的官吏,大多贪婪苛虐,对各族人民压迫和榨取暴利。沉重的封建剥削,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负担,不仅剥夺了农奴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也剥夺了大部分必要劳动。农奴被迫年年向封建农奴主和寺庙求借高利贷,这就更加重了农奴的负担。“乌拉”差役是农奴为农奴主、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官吏、军队承担的无偿劳役,当差的农奴所受之苦,真是罄竹难书。农奴们在沉重的盘剥下,丧失了生产积极性,更无心从事技术的改善。直至解放时,农业生产工具多是木制,耕作十分粗放,加上意识上的“神权”统治,不施肥,不除草、除虫,粮食产量低下,常年产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左右。广大农奴挣扎在饥饿线上,根本无力维持再生产。到了不能生存下去的时候,或相率逃亡异地,或举行起义进行反抗。

  近代以来,州内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清同治四年(1865),巴塘县藏族人民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教堂,收回被占产业。广大农奴、奴隶采取各种方式,如集体逃差以抵抗国民党政府苛重的“乌拉”差役制度。并且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封建主、奴隶主。九龙三垭白彝奴隶江郎撒古与尼克日洽、阿尼布达等组织群众,同奴隶主进行斗争,一次在店子沟抓住奴隶主洛伍尔布、洛伍曲他二人,用包头帕拴着脖子,沿沟示众,使奴隶主威风扫地,人心大快。清光绪十二年(1886),丹巴县巴底乡14个村寨的1000多名农怒,在农怒德呷姆卡布绒和瓦萨西的带领下,冲进土司官寨,活捉女士司白利娜姆,杀死助纣为虐的益西拉买(土司的哥哥),打开牢房,释放被关在监狱的农奴。明确提出推翻土司政权,不纳粮,不交租,废除“乌拉”差役,土地归农奴的口号。同时开仓放粮,把土司的粮食、衣服、财产等全部分给农奴,把土司派粮、派款、派差的帐簿全部焚毁,砸碎土司的官印和各种刑具。这次起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却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旧社会受尽了苦难的各族人民,日夜盼望着翻身解放。

    1935-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州。一、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克服高原上空气稀薄、粮食奇缺等困难,爬雪山、过草地、穿林海,全州15个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英雄们的足迹。红军所到之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在甘孜、炉霍、道孚、丹巴和泸定、康定等县帮助族劳动人民建立博巴政府、格勒得沙政府、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红军飞夺泸定桥和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地址,至今成为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红军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各族人民尽力支援红军,为红军筹集粮食和柴草,为红军充当向导和翻译。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少数反动封建主、地主,残杀留下的红军伤病员,搜捕参加博巴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迫害支援红军的积极分子,扼杀了红军帮助建立的人民政权。但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深深埋在各族人民心中。各族人民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回来。曾经热诚支援红军,掩护红军伤病员的格达活佛,写过不少惦念红军的诗,至今广为流传。解放前夕建立的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青以及康定进步青年组织“新联”,向各阶层、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教育群众,迎接解放。

甘孜现代史

  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第二十六军一八六师于1950年3月24日胜利进驻康定城。从此,揭开了甘孜州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甘孜州的实际,成功的解决了民族问题。领导和依靠全州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解放后至1990年这41年的工作,是在经历曲折,不断克服困难过程中前进的。

  50年代前期,是开辟工作时期。这一时期工作艰苦,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隔阂较深,民族内部冤家械斗不息;残余匪特造谣骚扰,社会秩序不稳定;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萧条,生产停滞,百废待兴;接管工作和支援进藏部队的任务很重;地方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极少。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康定地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谨慎稳进和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以主要精力做民族团结工作,争取了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与人民政府合作共事。康定军管会成立时,即任命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为军管会副主任。尔后陆续安排了土司、头人、活佛、堪布、阿訇、家支头人等政权机关担任职务。经过筹备协商,充分准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24日在康定正式成立(这是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后改为州),桑吉悦希(天宝)任主席,副主席中有夏克刀登、阿旺嘉错、洛桑倾巴,委员28人中,藏族上层僧俗人士和知名爱国人士占64%,彝族、回族上层知名爱国人士占4%。会议通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和《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随即向关外各县派出军事代表(有7个县是军事联络员),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做好支前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如开办短期训练班,成立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仅1951年初至1953年底,培训近3000名民族干部,分配到州、县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为了消除历代反动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痕迹,人民政府于1951年10月发出通知,将巴安县更名为巴塘县,瞻化县更名新龙县,理化县更名为理塘县,定乡县更名为乡城县。同时清除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称谓用语和用词。按照《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精神,积级调解民族内部上层之间的冤家械斗纠纷,仅1951-1952年两年时间,调整大小纠纷3000多件。在泸定汉族聚居区和康定折多山以东少数汉族聚居乡,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对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进行清查和处理;严厉查禁种贩鸦片烟和鸦片烟馆;平息康定县鱼通土司甲安仁煽动的小股叛乱;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极大努力,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主要是农牧业生产)。明令宣布彻底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超前征税,取缔尖斗、踢斗、大半收粮盘剥行为,减轻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负担。民族贸易公司直接收购、代为推销与私商收购自销并行等办法,解决土产滞销问题。恢复与发展牛骡帮运输,积极组织货源,解决各族人民日用的茶、盐、油、粮等供应。制订简便易行的轻税政策和实施办法,实行合理的负担。州、县行政费用大部分(占各年预算总和的2/3以上)是由上级政策拨款解决的。在农区经过与上层人士协商,调剂一部分荒地,组织无地少地农民开垦,安置了部分流浪户。无偿发放大批铁质农具,东北路各县平均每户农民得到2-3件。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推广新式农具,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渠、增施肥料、药剂拌种和毒土等方面成效显著。创办国营机械化新都桥农场,示范使用农业机械。在牧区,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组织巡回治疗,双力进行牛瘟防治,有效控制牲畜疫病流行。无偿发放挖土特产工具和羊毛剪刀、割草镰刀、牛奶分离器等10多万件。每年还及时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粮款和救济寒衣,解决部分贫苦农牧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主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适当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接收、调整和改造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些中小学校、图书馆和医疗机构,逐步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普遍订立团结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做好支前工作。仅1950年就供给进藏部队柴草1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头,担负运输的牦牛10万头以上。1952年和1953年,州、县党委组织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着重在汉族干部中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也促使了少数民族干部批判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1956-1959年这4年,为民主改革时期。经过前几年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出来。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民族、宗教上层中也有不少开明人士主张进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层人士中要求或赞成改革的书信57件。由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和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州实行和平改革。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调,并在州人代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改革的范围仅在农区分期分批进行。对剌嘛寺采取“暂时不动”的政策。对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当和平改革在丹巴县农区和康定县的鱼通、孔玉两个农区试点,关外各县还在学习、协商和训练积级分子阶段,就被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扰乱。分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于1956年初,相继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级干部和各级分子及其家属,奸淫烧杀抢掠。在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变成废墟,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平息武装乱,保卫改革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7月对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争”,这就给了各族干部和群众以勇气和信心,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时东路、北路各县农区加紧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但不巩固,南路各县各级作改革的准备。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指示甘孜州必须“坚决改、彻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会打,打得越彻底越好。”按照这个指示要求,东北路各县已改革的农区,开展复查补课,有力地打击叛乱分子和少数农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县边平叛、边改革,并抓紧修通东巴公路。改革和平叛进行到1958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喇嘛寺和牧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喇嘛寺在“暂时不动”期间,成了雄踞一方的农奴主,成了窝藏叛乱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当地聚众叛乱的指挥部。牧区剥削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早已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并与农区叛乱分子相勾结破坏农区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顺应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开展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在斗争中相当谨慎地处理了宗教问题,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与此同时,石渠、色达和其他牧业地区也相继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改革,在全州顺利完成。废除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没收、征收了农奴主阶级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32万亩,占70%(4.5万余户)的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亩左右。没收、征收、赎买牧主阶级牲畜21.5万余头,占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牲畜12头。80%的农牧户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脱出来。5600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牧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建设事业都有了发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于1959年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甘孜州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1960-1966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受“左”的影响,工作失误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改善农牧业基本条件,运用科学技术,提高食粮单产和总产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工业、交通、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但是,改革后领导的注意力主要未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更多地是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打主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再提出反右倾。过快过急的农牧业合作化尚未稳定,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并且搞迁居并户,办公共食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错误泛滥起来。1960-1962年粮食连续减产,群众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1961年下半年,州委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省委对民族地区进行调整的具体政策,生产关系和规模体制从贪高、贪大、贪多、贪快的位置上退下来。大划小,高改初,停办公共食堂,改办、停办人民公社;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退赔;对在反右倾、“三反”和整风整社等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复查和纠正。压缩城镇人口,撤并一些厂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经济开始恢复,困难有了缓解。但由于摆脱不了“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当形势好转时,又继续进行“四清”,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从1966年6月算起,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10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同全国一样,十年浩劫,给州内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政机关被冲击,全部瘫痪;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息。直至1968年10月正式成立州革委和州革委核心小组,领导斗、批、改和各条战线工作,两派对立方趋缓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开展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给各方面工作造成困难、混乱和恶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制造许多冤、假、错案;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不少厂矿企业严重亏损。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工作,遭到很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各族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干部职工坚持工作和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农牧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仍取得了进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族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冤假错,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上放宽搞活。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牧区开始。农村从1982年春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牧区实行生产队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和草场承包责任制。取消政社合一的公社,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农材牧区的改革,带动厂矿企业的改革。厂矿企业改革领导体制,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内部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农牧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放开价格,农、畜、土特等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专业户、联户企业和乡镇企业有了较快发展。坚持开放政策,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十年改革开放,给甘孜州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给各族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1955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划归四川省,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甘孜县。直辖甘孜、炉霍、道孚、新龙、白玉、德格、邓柯、石渠等8县;并设立康定办事处和理塘办事处,作为自治州政府的派出机关。康定办事处管理康定、九龙、雅江、乾宁、丹巴5县;理塘办事处管理理塘(驻建设乡)、稻城、乡城、得荣、巴塘、义敦6县。
    1956年由色达地区设立色达县(驻色达),属甘孜藏族自治州直辖。原属雅安专区的泸定县划归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办事处管辖。乾宁县由惠远乡迁驻八美。
1958年撤销康定办事处和理塘办事处,所属各县由甘孜藏族自治州直接领导。辖21县。
    1978年撤销乾宁、邓柯、义敦3县,将乾宁县并入道孚、雅江2县;邓柯县并入石渠、德格2县;义敦县并入巴塘、理塘2县。甘孜藏族自治州辖18县。 (以上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史为乐著》)
    2000年,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总人口897239人。其中:康定县 109349人、泸定县 77855人、丹巴县 55753人、九龙县 50816人、雅江县 39701人、道孚县 44848人、炉霍县 39603人、甘孜县 55703人、新龙县 40505人、德格县 63989人、白玉县 42013人、石渠县 63489人、色达县 41450人、理塘县 49453人、巴塘县 43814人、乡城县 26879人、稻城县 28228人、得荣县 23791人。
    2008年,全州辖26个镇、293个乡、7个民族乡。